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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行纪

往五天竺国传笺释

悟空入竺记

杜环经行记

高居诲使于阗记

西州使程记

西游录

长春真人西游记

西使记

北使记

西域行程记 西域番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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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古西域行记十一种》：《宋云行纪》

编选说明

《宋云行纪》为记录西域和南亚诸地的重要史籍，因主要内容录自北魏佛僧宋云所撰行纪，故曰此名。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我国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之一，由于统治者的竭力提倡，期间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北魏末孝明帝在位时，其母胡充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大力倡导佛教，遂为一时之盛。《魏书·释老志》称，正光以后，僧尼有二百万之多，佛寺有三万余所。为了佛教经律的正统解读，同时宣扬国威，招徕周邻各国，胡太后选派宋云、惠生等人往西天取经。

　　神龟元年（518年），宋云一行从京师洛阳出发，经行西域南道西行，历吐谷浑辖地，途经今若羌、且末、于阗、叶城和塔什库尔干等地，逾帕米尔高原后，入佛教发源地天竺国（今印度）巡礼取经。沿途赐赉各地，以宣示朝廷德政。这种官方背景显示了宋云、惠生等人西行同之前的法显及而后玄奘取经目的和方式的区别。正光三年（522年）年返回洛阳，前后历时五载，取得大乘经典一百七十部。

　　宋云、惠生一行返回洛阳后，都曾留下记录此行的著作。如宋云撰有《宋云家纪》（《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作《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惠生所撰《行纪》以及《道荣传》，但是这些著述都已经散佚。幸有宋云同时代的文人杨衒之撰写一部《洛阳伽蓝记》，收录了宋云一行天竺国取经的神奇经历，自述该书虽收集惠生书中内容，但是“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方使这段史料流传至今，同时也标明了该书内容的资料来源。

　　作为一部北魏时期形成的典籍文献，《宋云行纪》详录这一时期我国西北诸多地区，以及今天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情况，特别是对天山南部地区的社会变化、佛教文化和民俗风情的记述，同法显、玄奘著作一道构成了晋唐以来，中原佛僧西行取经的整体历程的重要内容，为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地理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该书内容还可补同时期正史之缺略，例如作者路经左末城（今且末县）时，发现该城居民百家，“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时所作”。突出揭示了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再如书中记载于阗风俗“妇女袴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剺面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具体生动地描述了魏晋时期该地当时妇女的地位，以及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丧葬习俗。再如路经汉盘陀国（今塔什库尔干）时，但见该地“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田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这种认识上的相异折射了该地与中原之间因为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人们观念上的差异性，对我们探索和了解这一时期天山南部诸族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极有帮助。

　　《洛阳伽蓝记》系北魏时流传至今的一部古籍。作者杨衒之，史书无传，其简历略见于唐代释道宣《广弘明集》中，尚知其系北平人，魏末时任秘书监。北魏统治者崇尚佛教，所以洛阳城佛寺之多前所未有，至杨衒之时，洛阳城历经战乱盛况不见，作者“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鱼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体恤众庶也。”故此该书向为著者关注。是书内容虽然以记载洛阳的佛寺为题，实际上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凡当时洛阳城之地理环境、政治社会、重要人物，以及文化风俗皆所涉及，不仅是人们了解北魏时期洛阳都城建制、佛教流传等情况的资料来源，还是认识北魏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珍贵文献。流传刻本很多，主要为明清时期的刻本，其中明代的如隐堂本和古今逸史本一般认为是各本之底本，另外从宋至明诸多古籍里引述该书内容之著作也不少。后人校释版本也很多，近人多用周祖谟校释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和范祥雍先生校注本（中华书局1958年版、1978年新一版），该校注根据历代诸本进行细致校勘，同时吸收今人诸多成果，今《新疆文库》所收《宋云行纪》系杨建新先生主编校注本（《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本以前人校本为基础，参考相关资料对此重新进行校注。

《古西域行记十一种》：《

往五天竺国传

》

编选说明

《往五天竺国传》是唐朝中期形成的一部重要地理学著作。新罗（朝鲜古国）佛僧慧超用汉文撰写。

　　慧超生平事迹不甚详，大致出生于公元700—704年之间。约唐朝开元十一年（723年）经海路前往印度等地巡礼取经，曾遍游五天竺各地。后经陆路，途中经过西域返回中原地区。后曾在长安、五台山等地从事译经。此间根据其在南亚、中亚和西域各地经历撰述是书。作者拟卒于建中年间（780—783年）。

　　慧超西行期间恰逢唐朝政局大变革的重要阶段，唐朝、突厥、大食和吐蕃几大势力先后在西域地区进行角逐，天山南北各地局势动荡不定，政治形势变化莫测，慧超亲临其境，目睹这种社会变动，并进行了实录性记载；其次，慧超的著作还填补了这一时期东西交通进展方面的文献材料不足，公元7世纪中原地区经西域通往印度的交通概貌，因有玄奘《大唐西域记》等众僧徒的行纪存世，基本情况清晰，但之后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尤其是随着西亚大食帝国的兴起，以及向中亚诸地的东向扩张，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通道遭阻，加上宗教隔膜，从西域到印度的朝觐取经路线困难重重，慧超行纪的记载恰好补充了这一时期中印间陆路交通的情况，所以尤显宝贵；再次，慧超佛教徒的特殊身份，使其书里对西域各地居民不同的宗教信仰状况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细致的记述，例如他对于当时进入中亚各地突厥人改信佛教的情况，以及突厥汗国内部诸部族文化面貌差异性的著录，就很有学术价值。

　　在《往五天竺国传》中，慧超不仅对自己在印度境内的游历经过及沿途见闻进行比较概要的著录，且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抵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城（今库车县）停留，记载：“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府，汉军兵马大都集处”。明确著录“安西四镇名数，一安西，二于阗，三疏勒，四焉耆。”这些珍贵资料可补正史记录之缺略。该书对唐朝中期西域政局和佛教传播情况的相关记载应属手资料，其中对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城佛教寺院僧侣状况的记录尤为详细，不仅著录该地大云寺、龙兴寺的情况，还附有这些寺院住持的名称和来源，如“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关于古代北方游牧部族突厥人进入西域及以西各地后对“胡人”社会带来变化的记载同样弥足珍贵，例如文中记载所经多处城镇居民族属“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等民族志方面的资料，真实地提供了一幅晋唐时期北方草原上的操突厥语族群、部落进入西域农耕区后所引发的当地族群分布格局和社会习俗变动的生动图景。给人们准确认识当时西域地区社会族群分布格局变动情况，提供了一幅真实图景。

　　慧超行记具有言简意赅、朴实具体的显著特点，经研究，该书撰成后，由于著者社会地位不高，汉文基本功较弱，所以在社会各界的流传范围极为有限。当时人评论其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皆相对于他同时代的高僧玄奘、义净等人行记中的文辞灿烂相比较。但是恰恰是慧超的这种草根性僧徒身份特点，虽使他的文字少了些华丽和谨严，但却更多了些率真和具体，故其记录对于探索西域历史细节方面具有很大帮助。除此他的族别和文化背景，还使其著录多了些从另外一个族群观察世间问题的角度和视野，如作者记载印度风俗：“衣著言音，人风法用。五天相似，唯南天村草百姓，语有差别。”此即一例。这些都给予后人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往五天竺国传》成书后一度流传，如唐朝和尚慧琳所著《一切经音义》卷一百里曾提及该书，名即《往五天竺国传》，记载其为三卷。但是原书后来散佚。直到20世纪初方才重现人世间。1908年，法人伯希和在我国西北地区探险期间，于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此书的一个抄写本残卷，首尾不全，窃往法国，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伯3532号”。后经罗振玉、藤田丰八等中外学者研究，初步定为唐朝慧超著作节录本。国内现有王仲荦、张毅等考证校注本。《新疆文库》选收版本为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

书籍介绍

有2016年5月2版本 定價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