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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传统“六书”，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之中，首象形、指事，对形象、事件的观察、拟议与抽象是汉字的基础。汉代学者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于是初造书契。古人受到自然界形象的启发，由此有造字的灵感，这是很可信的推测。象形、指事作为汉字的本体特征衍生出重大的文化后果。汉字固定的书写形式，不受到方言读音与语法规则的影响，这使它成为不受地区语音差异影响的有效交流工具，古代“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与汉字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在象形、指事，甚至会意、形声的范畴中，汉字的很多基础字汇的解释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先民社会生活的史实。汉字的书写形式本身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知识，这无疑会助长保守主义、经验主义的精神，虽然它的哲学后果还有待研究，但儒家“宪章、祖述”的精神气质与汉字特性之间显然有亲和性。就古代历史而言，中华文明能数千年一脉相承，遭受外来侵略与干扰仍不绝如缕，其中未始非汉字的无形之福。

秦汉以后，中华文明发展壮大，自西徂东，由北而南。根据历史记录，至迟到公元三世纪后期，以汉字、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就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地区。日本《古事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二八五年），百济派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千字文》等书籍至日本。汉字、汉文化很快在朝鲜、日本地区生根、发芽，到七世纪，日本已经出现本土的汉文学创作。八世纪中期（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 公元七五一年），日本早期的汉诗总集《怀风藻》编纂完成，其中收录天皇、贵族、僧侣、儒士等贵族阶层汉诗作品一百七十余篇。在朝鲜地区，生活于九、十世纪之交的崔致远以宾贡进士游历中土，归国后被尊为汉文学初祖，其诗文集《桂苑笔耕集》是关于晚唐历史、文学的珍贵文献。到十五世纪，朝鲜王朝初期的学者徐居正（一四二〇 – 一四八八）等编纂《东文选》正续编一百五十一卷，收录新罗、高丽、李朝初期的汉诗文作品。在大量的总集、别集之外，域外汉文文献也广泛涉及历史、舆地、儒学、佛教、医学等领域。

朝鲜、日本、越南历史上的汉文文献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一般被统称为域外汉籍，不同学者的定义略有出入。域外汉籍最狭义的范围，是指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典文献，自晚清以下，由于交通日渐便利，文人学者在中日之间往还，很早就注意收集中土失传的古典文献，一百多年来，成果颇丰。日本回流的皇侃《论语义疏》、释空海《文镜秘府论》、张鷟《游仙窟》等在学术上都产生积极的影响。除了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典文献，域外汉籍也指域外翻刻的中国典籍，在从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千余年间，朝鲜、日本地区有过数次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热潮，其间翻刻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其中源流分明，校刻精良者不乏校雠的价值。域外汉籍最广义的范围包括域外人士用汉字撰写的各种文献。严格说来，域外汉籍的狭义定义不免有过多人我计执的成份，这种计执也反应在研究格局中。对流失海外的中国典籍与域外翻刻中国古典的研究，都属于传统的文献学范围。而对于大量的域外汉文著述，通常属于中华文明传播史、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的题目，其所受到的学术关注与其实际具有的文化涵义严重不对等。

广义域外汉籍的内容，涵盖传统四部学术的范围，其中记录了大量的人类历史文明的经验。就中华文明的主体立场而言，域外汉籍是中华文明传播发展的生动记录，儒家经学、宋明理学中的朱熹、王守仁在朝鲜、日本地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在域外汉籍大量的诗文集中我们也不难听到陶渊明、白居易、东坡的嗣响。对于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人来说，出于一种自然的情感，很难不把域外汉籍看做中华文明的有机部份。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正走出历史的低谷，我们要面向历史回答中华文明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文明历史的整体研究将是不可回避的工作。研究域外汉籍，将使我们在新的材料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特征，这对于中华文明的更新、发展与复兴有着深远的意义。

域外汉籍在历史上很早就引起本土学者的注意。朝鲜文献记载，在宋代就有官方向高丽王朝提出寻访典籍的要求，甚至“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见《高丽史。宣宗世家》）对域外汉籍文献的编辑，也有一些零星的例子。明代曾刊刻明朝与朝鲜使臣的唱和作品《皇华集》，是明朝与朝鲜“诗赋外交”的珍贵史料。明后期吴明济曾经随军出征，与朝鲜军民一道平定“壬辰倭乱”。吴氏在朝鲜发现当地士人“谦退揖让”、文章“淡雅可观”，宾主诗酒流连，相得甚欢。他回国以后，将收集的朝鲜诗人的作品编选为《朝鲜诗选》。在日本汉籍方面近代也有一些重要的编辑成果。晚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著名学者俞樾应日本岸田吟香之请，在一百七十余家日本诗集中取其“雅音”，编为四十四卷《东瀛诗选》，《诗选》刊刻流通之后，受到日本汉文学者的高度重视。

当代学术中的域外汉籍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日本、台湾等地都先后成立有关了研究机构，组织学术会议，编辑文献目录，整理文献出版。中国大陆虽然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汉文化研究的中心，但域外汉籍的研究却相对滞后，要到世纪之交，各种研究机构、刊物才纷纷兴起。在文献出版方面，有专门的研究集刊、访书志、目录整理以及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等。丛书文献的出版集中在流失海外的中国古典方面，重要成果如影印出版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整理出版的域外汉籍也有《国际儒藏》这样的大型项目，目前已经出版《韩国编四书部》。除此之外，尚有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其中杂收中土佚书与域外著述。

我们编辑的这套《域外汉籍丛刊》，选目在原则上只收录域外作者的汉文著述。或者少数文献以对中国古典的评注的形式出现，则放宽原则，一并收录。由于出版条件的限制，本编分为系列出版，目前正在编辑的系列包括《域外汉籍丛书》，将陆续出版《崇文丛书》、《汉文大系》、《甘雨亭丛书》、《日本伦理丛书》等。在别集方面，正在编辑《韩国汉文学集》、《日本汉文学集》，其它尚有总集、选集数种，将视卷帙大小，分辑出版。《域外汉籍丛刊》的编辑、出版是一个长期工程，具体工作千头万绪，虽然我们有当仁不让的热情，但财薄力微，又学非专门，其中自不免纰漏与不足，恳切希望有关学者、出版界前辈以及读者能不吝指正。

敬亭先生集 十三巻 补遗

李民宬 撰

慕夏堂文集 三巻

金忠善 撰

东岳先生集 二十六巻

李安讷 撰

玄洲集 十五巻

赵纉韩 撰

月峯集 九巻

高伝川 撰

泽堂先生集 正 续 别集

李植 撰

涧松先生文集 五巻 涧松先生别集 二巻

赵任道 撰

安谷集 二巻

李重明 撰

花浦先生遗稿 五巻

洪翼汉 撰

东州先生集 前 诗 文集

李敏求 撰

白洲集 二十巻 附録

李明汉 撰

松渓集 八巻

李？ 撰

帰巌先生文集 十巻

李元祯 撰

泛翁集 六巻 附録

洪柱国 著

老峯先生文集 十二巻

闵鼎重 撰

耻庵集 八巻

李之濂 撰

文谷集 二十八巻

金寿恒 撰

南岳集 六巻

赵宗 撰

一峯先生集 九巻 别集 附録

赵顕期 撰

息庵先生遗稿 二十三巻

金锡冑 撰

是窝遗稿 八巻

韩泰东 撰

梦窝集 十巻

金昌集 撰 金元行 编

遂初堂先生集 七巻

权忭 撰

老稼斋集 五巻

金昌业 撰

疏斋集 二十巻

李颐命 撰

后渓集 元,亨,利,贞

赵裕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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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传统“六书”，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之中，首象形、指事，对形象、事件的观察、拟议与抽象是汉字的基础。汉代学者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于是初造书契。古人受到自然界形象的启发，由此有造字的灵感，这是很可信的推测。象形、指事作为汉字的本体特征衍生出重大的文化后果。汉字固定的书写形式，不受到方言读音与语法规则的影响，这使它成为不受地区语音差异影响的有效交流工具，古代“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与汉字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在象形、指事，甚至会意、形声的范畴中，汉字的很多基础字汇的解释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先民社会生活的史实。汉字的书写形式本身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知识，这无疑会助长保守主义、经验主义的精神，虽然它的哲学后果还有待研究，但儒家“宪章、祖述”的精神气质与汉字特性之间显然有亲和性。就古代历史而言，中华文明能数千年一脉相承，遭受外来侵略与干扰仍不绝如缕，其中未始非汉字的无形之福。

秦汉以后，中华文明发展壮大，自西徂东，由北而南。根据历史记录，至迟到公元三世纪后期，以汉字、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就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地区。日本《古事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二八五年），百济派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千字文》等书籍至日本。汉字、汉文化很快在朝鲜、日本地区生根、发芽，到七世纪，日本已经出现本土的汉文学创作。八世纪中期（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 公元七五一年），日本早期的汉诗总集《怀风藻》编纂完成，其中收录天皇、贵族、僧侣、儒士等贵族阶层汉诗作品一百七十余篇。在朝鲜地区，生活于九、十世纪之交的崔致远以宾贡进士游历中土，归国后被尊为汉文学初祖，其诗文集《桂苑笔耕集》是关于晚唐历史、文学的珍贵文献。到十五世纪，朝鲜王朝初期的学者徐居正（一四二〇 – 一四八八）等编纂《东文选》正续编一百五十一卷，收录新罗、高丽、李朝初期的汉诗文作品。在大量的总集、别集之外，域外汉文文献也广泛涉及历史、舆地、儒学、佛教、医学等领域。

朝鲜、日本、越南历史上的汉文文献在当代学术语境中一般被统称为域外汉籍，不同学者的定义略有出入。域外汉籍最狭义的范围，是指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典文献，自晚清以下，由于交通日渐便利，文人学者在中日之间往还，很早就注意收集中土失传的古典文献，一百多年来，成果颇丰。日本回流的皇侃《论语义疏》、释空海《文镜秘府论》、张鷟《游仙窟》等在学术上都产生积极的影响。除了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典文献，域外汉籍也指域外翻刻的中国典籍，在从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千余年间，朝鲜、日本地区有过数次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热潮，其间翻刻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其中源流分明，校刻精良者不乏校雠的价值。域外汉籍最广义的范围包括域外人士用汉字撰写的各种文献。严格说来，域外汉籍的狭义定义不免有过多人我计执的成份，这种计执也反应在研究格局中。对流失海外的中国典籍与域外翻刻中国古典的研究，都属于传统的文献学范围。而对于大量的域外汉文著述，通常属于中华文明传播史、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的题目，其所受到的学术关注与其实际具有的文化涵义严重不对等。

广义域外汉籍的内容，涵盖传统四部学术的范围，其中记录了大量的人类历史文明的经验。就中华文明的主体立场而言，域外汉籍是中华文明传播发展的生动记录，儒家经学、宋明理学中的朱熹、王守仁在朝鲜、日本地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在域外汉籍大量的诗文集中我们也不难听到陶渊明、白居易、东坡的嗣响。对于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人来说，出于一种自然的情感，很难不把域外汉籍看做中华文明的有机部份。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正走出历史的低谷，我们要面向历史回答中华文明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文明历史的整体研究将是不可回避的工作。研究域外汉籍，将使我们在新的材料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特征，这对于中华文明的更新、发展与复兴有着深远的意义。

域外汉籍在历史上很早就引起本土学者的注意。朝鲜文献记载，在宋代就有官方向高丽王朝提出寻访典籍的要求，甚至“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见《高丽史。宣宗世家》）对域外汉籍文献的编辑，也有一些零星的例子。明代曾刊刻明朝与朝鲜使臣的唱和作品《皇华集》，是明朝与朝鲜“诗赋外交”的珍贵史料。明后期吴明济曾经随军出征，与朝鲜军民一道平定“壬辰倭乱”。吴氏在朝鲜发现当地士人“谦退揖让”、文章“淡雅可观”，宾主诗酒流连，相得甚欢。他回国以后，将收集的朝鲜诗人的作品编选为《朝鲜诗选》。在日本汉籍方面近代也有一些重要的编辑成果。晚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著名学者俞樾应日本岸田吟香之请，在一百七十余家日本诗集中取其“雅音”，编为四十四卷《东瀛诗选》，《诗选》刊刻流通之后，受到日本汉文学者的高度重视。

当代学术中的域外汉籍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日本、台湾等地都先后成立有关了研究机构，组织学术会议，编辑文献目录，整理文献出版。中国大陆虽然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汉文化研究的中心，但域外汉籍的研究却相对滞后，要到世纪之交，各种研究机构、刊物才纷纷兴起。在文献出版方面，有专门的研究集刊、访书志、目录整理以及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等。丛书文献的出版集中在流失海外的中国古典方面，重要成果如影印出版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整理出版的域外汉籍也有《国际儒藏》这样的大型项目，目前已经出版《韩国编四书部》。除此之外，尚有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其中杂收中土佚书与域外著述。

我们编辑的这套《域外汉籍丛刊》，选目在原则上只收录域外作者的汉文著述。或者少数文献以对中国古典的评注的形式出现，则放宽原则，一并收录。由于出版条件的限制，本编分为系列出版，目前正在编辑的系列包括《域外汉籍丛书》，将陆续出版《崇文丛书》、《汉文大系》、《甘雨亭丛书》、《日本伦理丛书》等。在别集方面，正在编辑《韩国汉文学集》、《日本汉文学集》，其它尚有总集、选集数种，将视卷帙大小，分辑出版。《域外汉籍丛刊》的编辑、出版是一个长期工程，具体工作千头万绪，虽然我们有当仁不让的热情，但财薄力微，又学非专门，其中自不免纰漏与不足，恳切希望有关学者、出版界前辈以及读者能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