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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生活在乡村，只是从远山近水的视野中，能够感受到乡村的无边无际，儿时的我真不知道山的那边除了自己熟悉的村子之外，还能有什么。乡村是什么？在孩童的心灵里，村头场院里高高堆起的谷草垛、码放的齐整整的麦草山，才是自家的村子；村首那残破的奶奶（送子观音）庙，亲族老人们在封禁甚严的年代偷偷给奶奶神进香的那份胆怯与虔诚；逢五遇六的庙会上人山人海的喧闹，戏场内青年男女的打闹与嬉戏；星辉月朗下端着盛满“和子饭”的海碗在井台上说东道西的那份惬意——这就是乡村的风情和乡村的生活。

城市的概念和城市生活的体验，是伴随着成长和教育的结果。从此才有了乡村以外的生活经验，也才有了乡村与乡村之不同的认识。

晋中的乡村因了历史的成因，拥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色和民情风俗。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人遇到外地的山西人，总是用一种小瞧的眼光打量一番。尽管在“人民公社”时期山西乡村社会生活水平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在外乡人面前，晋中人总带有一种来自历史的自傲——这只是一种肤浅的感觉而已。

20世纪90年代起，晋中人从一个偶然的发现中，醒悟到历史遗存的院落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明清时期留存的许多巨宅大院才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不同的认识。

从太北洸村的三多堂曹家，到祁县渠家、乔家堡的乔家，直到灵石县静升镇王家的线路，像一个典型的农家钩镰形状摆放在山西晋中地图中央。虽然是以经商而闻名，但这些家院却是明清以来晋中乡村村落家院的名胜。在华夏大地上，那是和福建永定的土楼、和徽州民居同样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拥有独特民情风貌的百姓生活样本。

山西的古村落很多，但能有如此悠长的历史，同时有如此完整而又完美的村落格局的宅院，又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内，恐怕也就是晋中了。

但晋中的社会文化与民俗却不仅仅是几所古老、豪华的大院所能代表，即使是晋商的文化与习俗，也远远超出了大院所能容纳的范围。明清时期的晋中乡村，科名不盛而“重商”之风甚烈，社会结构和价值导向都明显趋于商。古老的大院不过是这种区域社会特征的历史凝结而已。

山西梆子戏在清末民初的盛行，晋中社火独有的魅力和群体特征，都与大院背后的巨商家族的行为、观念密切相关。在祁、太、平这个明清时期的“金三角”地域的乡村里，随便一个村姑都能唱出一段原汁原味的“祁太秧歌”。充溢着浓郁乡情和欢快节奏的秧歌戏，融入了村民们田间地头的生活和青年男女之间情爱恩怨的纠葛，直露的表达和生死相依的民间故事，常常超越了传统伦理规范，甚至有与传统伦理规范抵触之处。或许，民间的这种表达只是“戏剧化”的情感宣泄，与生活本身相去已有不小的距离了。但民间这种表达本身，就构成了韵味十足的区域文化特色。

晋中乡村的社会文化内涵当然非此小书所能揭示，但我想以历史散文的笔调，以写实的心志描摹出晋中乡土社会生活的历史情状、文化内涵、民俗风貌以及在农家田野上培育出的明清商业村落的基本特色。

目录：

前言

地图

壹明清华尔街

贰汇通天下

叁庭院深几许

肆绵绵瓜瓞

伍商俗与乡风

陆遗庙今何在？

柒乡梦悠悠

王先明/李玉样

文字作者：

王先明

山西屯留县人，1957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任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著有《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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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生活在乡村，只是从远山近水的视野中，能够感受到乡村的无边无际，儿时的我真不知道山的那边除了自己熟悉的村子之外，还能有什么。乡村是什么？在孩童的心灵里，村头场院里高高堆起的谷草垛、码放的齐整整的麦草山，才是自家的村子；村首那残破的奶奶（送子观音）庙，亲族老人们在封禁甚严的年代偷偷给奶奶神进香的那份胆怯与虔诚；逢五遇六的庙会上人山人海的喧闹，戏场内青年男女的打闹与嬉戏；星辉月朗下端着盛满「和子饭」的海碗在井台上说东道西的那份惬意——这就是乡村的风情和乡村的生活。

城市的概念和城市生活的体验，是伴随着成长和教育的结果。从此才有了乡村以外的生活经验，也才有了乡村与乡村之不同的认识。

晋中的乡村因了历史的成因，拥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色和民情风俗。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人遇到外地的山西人，总是用一种小瞧的眼光打量一番。尽管在「人民公社」时期山西乡村社会生活水平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在外乡人面前，晋中人总带有一种来自历史的自傲——这只是一种肤浅的感觉而己。

20世纪90年代起，晋中人从一个偶然的发现中，醒悟到历史遗存的院落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明清时期留存的许多巨宅大院才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不同的认识。

从太北洸村的三多堂曹家，到祁县渠家、乔家堡的乔家，直到灵石县静升镇王家的线路，像一个典型的农家钩镰形状摆放在山西晋中地图中央。虽然是以经商而闻名，但这些家院却是明清以来晋中乡村村落家院的名胜。在华夏大地上，那是和福建永定的土楼、和徽州民居同样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拥有独特民情风貌的百姓生活样本。

山西的古村落很多，但能有如此悠长的历史，同时有如此完整而又完美的村落格局的宅院，又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内，恐怕也就是晋中了。

但晋中的社会文化与民俗却不仅仅是几所古老、豪华的大院所能代表，即使是晋商的文化与习俗，也远远超出了大院所能容纳的范围。明清时期的晋中乡村，科名不盛而...

　高楼百尺谁家院？

　静镇葳蕤春晚。

　可惜虾须帘卷，

　只是无人盼。

　登楼搔首斜阳满，

　风起落花如霰。

　可惜鹅儿酒暖，

　只是无人劝。

　［清］朱彝尊

朱彝尊是清康熙时与王士祯并称为南朱北王的著名文人，这位生于浙江秀水（今嘉兴）、见惯了碧水粼粼青草盈盈江南景色的学者，终于在晋中祁县被北方黄土高原粗犷疏阔的风情勾起了不尽的思绪，留下了这首《桃源忆故人》。走入晋中，夺人眼目的总是高楼百尺的大院，形成了晋中古村落独特的景致。高挺的大院与低伏的农家寒舍，一并在悠长的历史风尘中浓缩了人生的凄苦与挣扎、振作与辉煌、衰落与痛恨的全部内涵。只是农家小院早早就被生活的苦痛消亡了它的生命，只有厚实而坚硬的高墙大院，才能够记录着这些古村落至少500多年的历史岁月，见证着时代穿行而去的淡漠印痕。

走入晋中，就走入了古老的历史，走入了凝神静气的岁月追忆。

南出山西省府所在地太原市20多里，即进入东倚太行、西俯汾谷、北枕罕山、南抱八缚的晋中盆地。沿108国道西折而行，在100公里范围内的平川六地，依次一线贯串着一座座明清以来以晋商豪富宅院为特征的村落乡镇。

走入晋中的第一站是榆次。榆次自然十分古老，相传西周时一部落首领榆罔（神农氏后代，其子名方雷氏）的后裔即在榆次一带建榆州国。只是远古漫长的历史并没有给地处晋中盆地东北边缘，形若雄狮、蹲之欲跃的榆次留下多少足够夸耀于世的物证，只有鼎盛于明清之际的乡土商人创造的辉煌，才铸就了足可称傲于天下的晋人的心理与品性。流转于晋中百姓口耳间的谚语是：金太谷，银祁县，榆次多的是米和面。

米和面与金银一样，只是财富的一种象征性说法，并非单指实物本身。晋中村落的宏大壮阔、富丽堂皇，都是累积的财富与文化构造的奇妙结合。在榆（次）、太（谷）交界的通商要道紧临108国道处，有一个由4个自然村构成的大村，村中心建一大寺，与周遭小村相距各半里，形如一个车辐状，故名车辋村...

拖着木犁在田野里世代劳作的车辋人，向来生活在一片简易的农家院落里；一围土夯的围墙，高不过4米的土砌砖垒的平顶房舍，与土围的猪圈、茅厕和木棍扎就的鸡舍共同筑就了生命赖以栖息的场所。在这通常的村落视野里，耸立的常家大院宣告着一个脱离农事的商业家族的勃兴与繁盛。常家园林占地7万余平方米，由枣园、杏园、花园组成。顺地势天然而成的曲觞小溪、水塘荷池，镶嵌其间；乔灌花草、苍松翠柏、古槐岸柳，杂聚成趣；密处不通风，疏者可奔马；野趣之间点缀以精美的南派园林小品，宏阔之处尽显大气豪华的北人风范。

车辋村拥有常氏家族，常家大院也改造了车辋村，在一个自然简朴的农业村落里，以惊人的财富堆起了一座令人惊叹艳羡的庄园王国。

商依村而立，村以商而名，晋中的名村大镇在明清时代构成一道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风景线。出榆次行向西南70里处，即是明清以来曾不断夸富于天下的太谷县。地处晋中盆地的太谷东部至西南被延伸的太行山支脉一线环围，北部与太原南部平原相连，形如簸箕状。在秃山荒岭的黄土高原上，太谷确属山翠水清之地，本邑文人津津乐道的太谷十景：凤山春色，象水秋波，龙冈烟雨，马陵积雪，古城芳草，吴冢斜阳，松岭晴岚，酎泉春水，磨龛云树，雪峰夕照等景色，身至其境，画情诗意皆可入忘我之境界。光绪《太谷县志》也颇以此为得意，自诩独为省南之冠：

　晋中山宗恒霍，川泝河漳，皆于太谷为远，而邑之岗岭萦纡水泉疏衍名胜，独为省南之冠。其间高深凝结之气，钟于人物者居多，故数百年来谊士闻人，贞臣烈妇后先相望，志不绝书。*

只不过无论岭峻松莽、蔚然深山的凤山，还是清泉潺潺、风景幽秀的酎泉，至于太谷而言，均不敌其财富堆起的盛名。

确实，明清时期太谷的富有和气派让人心妒：在一个不大的县城里，商号林立，行业俱全，百货所极，列为市廛，行者不得顾，御者不得旋。在清及民国商界数百年，谈及三晋富庶之区，太谷为首屈一指。被誉为山西全省之商业重心，亦即华北之金...

在明洪武年间，曹家从太原晋祠花塔村举家迁移到太谷北洸村，到第十四代曹三喜独闯关东做买卖获利甚丰后，曹家完成了以商兼农的小本经营向广设商号的规模经营的根本性转折。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已经成为遍及全国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有37000人的商业巨族了。乡野村夫真的不解，为何几趟闯关东的辛苦，竟能将一个祖祖辈辈以卖沙锅为生的曹家变成拥有花不完的银子的财东？在大多数视野仅及北洸村最多也不过逛过太谷县城的村民而言，于曹家惊人的富有，其实只有一个想像所及的概念：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

富起来的曹家，自然要把自己走南闯北的见识用于在家园的营建上，使这个数百户的北洸村拥有了城堡的气象和城市的华丽。曹家大院坐落于北洸村北，外观高峻挺拔，形若城堡，由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组合相连，构成一个宏大的建筑群，尤以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意趣。至今留存最完整的就是三多堂了。

三多堂是曹家的一个寿字院，它将村民们世世代代认同的以多福、多寿、多子为圆满人生的「三多」祈愿物化在一个凝固的庭院里，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冠于群院之首。宅院坐北朝南，分南北两处，东西并排3个穿堂大院，连接三座三层17米高的楼堂，内套15个小院，现存277间房舍。整体建筑雕梁画栋，龙楼凤阁相错辉映，信步廊庑迂回，举目檐牙高喙。楼顶建有亭式重楼，石凳石桌，为主人品茗之所；飞阁凌空，凭栏倚立，乃小姐赏月之处。据村人所说，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黄昏暮色茫茫之际，远望所见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

牛、羊、猪本是与农家生活融为一体的内容，它具体而形象地代表着乡土社会人们最基本的向往与追求。尽管聚敛财富的曹家商人脚踏大江南北的码头，尽管曹氏一族在俄、蒙、朝、倭的巨埠名城尽展风流，最终魂牵梦绕的还是黄土地的家园。一个乡村人，由生至死的人生历程中每一次重要的祝福与祭祀，都...

好一番紧张与忙碌的安排布置，当左宗棠一行到达乔家堡时，乔家人纷纷跪倒行礼。身着便装的左宗棠下轿，并无人们想像中高官的颐指气使的派头，待人介绍亮财主乔致庸时，左大人急上前一步握住乔致庸的手，口称：亮大哥，久仰了！谁知这一声亮大哥竟使这位走遍天下的巨商先是瞠目结舌，继而便觉亲近非常。在一个偏远的村落里，即使是富甲天下的乔家，面对一个名扬天下的朝廷军机大员的到访，无疑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遇。左宗棠的平易和豪爽使乔致庸萌生了一个请求：请左宗棠为其大门外修建的百寿图照壁拟一对联。满腹经纶的左大人遂即兴挥毫，为乔家大院留下了这幅劝戒世人的楹联。

故事的细节难以一一证实，但故事本身却基于事实。对联镶嵌于一个精致的百寿图照壁上，不但表达着这位晚清经世名臣自励自惕的心境，也显示了这个乡村宅院主人的地位、修养与品格。

乔致庸（1818—1870），字仲登，号晓池。青年时曾中秀才，「欲以儒术昌门阀」。后因其兄乔致广去世，家政无得力人主持，遂弃儒经商。这个乔家创业后的三世子孙由儒术而折入商界后，信守首重信，次讲义，三求利的经商之道，把乔家的商务打点得突飞猛进：先有「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继有大德恒、大德通票号通汇于天下。乔家两大票号在全国通都大邑设有30多个分号，总资本多达1000万两白银以上。而“「先有复盛公（乔家的个商号），后有包头城」，也成了乔家财力和势力影响的一种「民间话语」。乔致庸身在商海，却一生手不释卷，酷爱书卷，在村民眼中「俨然一老书生」。「幸有两眼明广交益友，苦无十年暇熟读奇书」——乔家客厅的这幅对联正与左大人门前赠联意趣一般，传递着主人在「商」却求「儒」的一种心境。

经大门而入，就走进了乔家「在中堂」的院落。一条笔直的长约80米，宽7米的甬道将乔家的6幢大院，19幢小院分隔两旁，由南向北、从东到西依次排列。位于乔家堡村东头的乔家在中堂大院，乾隆二十年（1755）始建，经同治...

巨室皆富商，这是明清以来晋中城乡社会结构的特征。有了富有的商人们，也就有了很多巨宅大院：祁县城内的渠家大院、何家大院……大院布局和风格各有不同，相同的是对于家族财富的炫耀和张扬。

　群峰行尽是盘陀，小径迂回乱石多；

　风约将云难作雨，渠分流水不成河。

　开门野店群鸡唱，花发春山百鸟歌；

　一段好怀无处着，令人对景费吟哦。

　——［明］于谦《过盘陀镇》《祁县志》第十八编，文化。

出祁县西南而行，绵延伸展的晋中盆地突被交错的山岭河谷横腰切断。在太岳山下汾河的纵贯之地有一个「千峰竞秀影重重，尽收钟泉水一泓」的小县——灵石。城随山转，山在城中，水绕城流的灵石县，自然景象灵秀奇丽，且充满了神奇的历史传说和丰厚的历史积蕴：不说境内的雀鼠谷、韩信岭、秦王岭、摩天岭，每一个山岭都有一段迷人的历史传说，也不说苏东坡与灵石八景之一「苏溪夜月」的美妙动人的历史关联，单单一个「灵石」的县名，就足以令人生出无尽的历史想像——据传说，在隋文帝北巡途中，一尊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落入县境，皇帝闻知遂以石立县，县以石名，遂有了「灵石」县。灵石，在县城旧城北门外吕祖庙内，是一块很大的铁陨石，露出地面部分高1.57米，底宽1.55米，厚1.64米，顶部宽1.3米，厚0.3米左右。观之其色苍苍，击之其声铮铮。民间传说，灵石县为一艘神船，灵石则是桅杆。若按其地形，汾水滔滔自北而来，大船危在旦夕，幸「灵石」能「镇水灾，捍城垣」，汾水只好蜿蜒绕城南下。作为县城标志的八柱八角的「灵石亭」，至今仍在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灵石县古老而神奇的历史。

被山水环拥而抱的灵石城东12公里处，有一个明清时期即已繁盛纷华的古村落——静升村（今静升镇）。

静升，东挽绵山，西望汾河，北倚黄土高坡，南俯漫漫田畴。在以土石山区为主的灵石境内，静升村的确是地肥水美、风光绮秀。明清之际，静升已形成了一条横贯东西的五里长街和所谓「九沟八堡十八巷」的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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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对山西的记忆应该都是从余秋雨的《抱愧山西》开始的吧？从那时起，一个沉寂了多时的，有着高墙深宅大院，曾经富甲天下的山西终于重施脂粉，步入我们的视野。 “乡土中国”新推《晋中大院》，作者王先明教授是山西人，字里行间有着对少年岁月的牵情，如斑驳的记忆散洒在那些麟次栉比宏伟建筑的檐间；故土已远，当用另一种目光回望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思索，一份对乡土文化的尊重。

书摘插图

书籍介绍

从小生活在乡村，只是从远山近水的视野中，能够感受到乡村的无边无际，儿时的我真不知道山的那边除了自己熟悉的村子之外，还能有什么。乡村是什么？在孩童的心灵里，村头场院里高高堆起的谷草垛、码放的齐整整的麦草山，才是自家的村子；村首那残破的奶奶（送子观音）庙，亲族老人们在封禁甚严的年代偷偷给奶奶神进香的那份胆怯与虔诚；逢五遇六的庙会上人山人海的喧闹，戏场内青年男女的打闹与嬉戏；星辉月朗下端着盛满“和子饭”的海碗在井台上说东道西的那份惬意——这就是乡村的风情和乡村的生活。

城市的概念和城市生活的体验，是伴随着成长和教育的结果。从此才有了乡村以外的生活经验，也才有了乡村与乡村之不同的认识。

晋中的乡村因了历史的成因，拥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色和民情风俗。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人遇到外地的山西人，总是用一种小瞧的眼光打量一番。尽管在“人民公社”时期山西乡村社会生活水平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在外乡人面前，晋中人总带有一种来自历史的自傲——这只是一种肤浅的感觉而已。

20世纪90年代起，晋中人从一个偶然的发现中，醒悟到历史遗存的院落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明清时期留存的许多巨宅大院才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不同的认识。

从太北洸村的三多堂曹家，到祁县渠家、乔家堡的乔家，直到灵石县静升镇王家的线路，像一个典型的农家钩镰形状摆放在山西晋中地图中央。虽然是以经商而闻名，但这些家院却是明清以来晋中乡村村落家院的名胜。在华夏大地上，那是和福建永定的土楼、和徽州民居同样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拥有独特民情风貌的百姓生活样本。

山西的古村落很多，但能有如此悠长的历史，同时有如此完整而又完美的村落格局的宅院，又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内，恐怕也就是晋中了。

但晋中的社会文化与民俗却不仅仅是几所古老、豪华的大院所能代表，即使是晋商的文化与习俗，也远远超出了大院所能容纳的范围。明清时期的晋中乡村，科名不盛而“重商”之风甚烈，社会结构和价值导向都明显趋于商。古老的大院不过是这种区域社会特征的历史凝结而已。

山西梆子戏在清末民初的盛行，晋中社火独有的魅力和群体特征，都与大院背后的巨商家族的行为、观念密切相关。在祁、太、平这个明清时期的“金三角”地域的乡村里，随便一个村姑都能唱出一段原汁原味的“祁太秧歌”。充溢着浓郁乡情和欢快节奏的秧歌戏，融入了村民们田间地头的生活和青年男女之间情爱恩怨的纠葛，直露的表达和生死相依的民间故事，常常超越了传统伦理规范，甚至有与传统伦理规范抵触之处。或许，民间的这种表达只是“戏剧化”的情感宣泄，与生活本身相去已有不小的距离了。但民间这种表达本身，就构成了韵味十足的区域文化特色。

晋中乡村的社会文化内涵当然非此小书所能揭示，但我想以历史散文的笔调，以写实的心志描摹出晋中乡土社会生活的历史情状、文化内涵、民俗风貌以及在农家田野上培育出的明清商业村落的基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