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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之书》《问题之书》

保罗，自幼生长在上海小弄堂，18岁离家求学，从此开始世界各地漂流生活。现供职于某知名杂志海外版，长期奔波各地，观察人来人往，喜欢钻研心理学，研究社会现象。

乔治·斯托克，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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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并不是有着严格边界的群体，毋宁说，它更倾向于是一种人格状态。这种人格状态，在当时的很多女性身上都具有。当她们因为某些言论或行动，使得这种人格特征较为凸显时，人们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虽然涉及了很多女性，比如丁玲、谢冰莹、白薇、许广平、石评梅、范元甄、张爱玲、沈霞、陈学昭、褚问鹃等等，但仍然不是以群体研究或者“集体传记”作为自己的追求，而是希望在这些历史与个案的纹理中探讨现代人格的特征及其历史性的变迁。

那么，需要更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对于现代人格的研究，为什么要以女性作为案例呢？为什么不选择男性，或者根本不关注性别呢？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女性与男性处境的差异。一直以来，“妇女问题”在近代中国的凸显，有其深层次的理论根源，它内生于现代性命题之中。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处于结构性弱势与依附关系之中，与男性相比，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权利。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新女性”试图改变女性的传统型人格，建立独立、自由的新式女性形象。可是这并非易事：与男性相比，社会空间的缺乏、更为压抑与束缚的社会习俗以及现代共同体难以持久的特性，都使得女性的新生之路异常艰难。这也使得与男性相比，她们对革新的憧憬更为强烈，反抗性、批判性乃至幻想性也更为激烈。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女性经验无法完全代表男性经验，但是现代个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内在张力和困境，却能够在“新女性”身上获得最充分的体现。因而，她们最具有典型性，对她们的精神史的探究能更深刻地展现现代个体的重塑历程。

以往对于“新女性”的研究，大致有两种视角：一种是重述女性被忽略的历史，确立女性主体位置；另一种是考察“新女性”在身份认同、价值观上的新旧冲突与困境。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与女性和性别相关的议题颇有日新月异之势，不过对于女性主体性、自我认同的讨论，仍是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在这种研究范式之下，对于女性人格与心理的探讨，成为妇女史与性别社会学最为独特的特质之一。

本书试图从共同体角度，对近代女性人格中的归属与情感问题展开探讨。一直以来，对“新女性”的研究，主要关注她们的独立、解放与自由。这虽然构成了“新女性”最基本、最外显的特质，但是这并不是此种人格的全部。回到这些女性最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我们会发现，对“五四女性”的历史书写，除了独立、解放、自由和进步，共同体与归属也构成了相当重要的议题。当女性必须与父母之家决裂之时，“归属”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体问题，就构成了地们在此后人生中需要不断面对与回溯的母题，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引出她们将如何在人生历程中安顿情感的问题。

一直以来，对于“新女性”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自我”与“个体主义”的探讨，并不大关注她们有关“共同体群”的追求。可是，正如思想史领域对“五四”的反思所揭示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并存的现象。①对于新式女性来说，这种“群”的意识与需求，更真切地反映在她们与传统家庭断绝关系的那一刻：反抗包办婚姻，断绝父女、母女关系，这些中国版的“出走的娜拉”成了情感上的孤独者。她们急需新的关系与共同体，来填补情感的真空。可是，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共同体》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个体太过于追求群体内部的理念同质性，这使得现代共同体的建立与稳定异常艰难。对于现代人格来说，在共同体的内部，“所有的同质性必须通过筛选、分离和排斥”来实现，并且这一过程是持续的，“定期更新"”，“永远需要...

虽然“反思”构成了现代人格的底色，但是情感仍需要它的空间。这一点对于女性来说尤甚。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情感主要存在于她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中，比如母女关系、父女关系。在这些新式女性不得不逃离父母之家，以决绝的姿态切断这些关系后，她们便试图在新式共同体中寻找类似的情感支持与情感对象。这一找寻过程，必然涉及他人、社群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共同体。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式女性离家之后的“归属”问题，既是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问题，同时更是情感意义上的共同体问题。她们需要通过建立新式共同体，通过新式共同体中的情感关系，弥补与父母之家决裂所带来的情感缺失。这是中华文明从民国时期“家庭革命”伊始，就需要面对的整体性命题，是一个世纪以来人心浮沉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既是对以往妇女史研究的一种继承，即关注女性，考察女性的思想、观念与历史存在性；同时，更是对妇女史的一种拓展，试图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以新女性为案例，来分析现代人格的内在结构及其变迁。

在写作手法上，本书以叙事（narrative）为主导。这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来“虚构性”与“修辞性”的难题，但是，就“人的研究”而言，它无疑是更为合适的呈现方式。相对于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比如变量分析、因果链条等，叙事更有利于展现个体的心理与情绪，并且在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转换上更加灵活。叙事中的时间与序次性带来了新的分析脉络与理解方式，人的观念与情感也在不断变化的时空序列中，形成了相应的运动与发展。

更进一步，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将“新女性”的精神史划分为若干“历史环节”。历史环节由若干同类历史事件组成，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长时段进程中的一环。在本书中，历史环节具体表现为离家、学潮、爱情、革命和物质。这些历史环节构成了了解新女性人格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充分地展现每一个历史环节中新女性的人格状态，展现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复杂状况，本书对于人物案例的选取，也以最能体现该历史环节的特征作为标准。因而每一环节的代表性案例间，虽然力求能有一些连续性，但也常常随着历史环节的推进，出现一些新的人物案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群体研究或者人物研究。人物虽然构成了本书中最鲜活的经验与形象，但是历史环节仍具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是在中观层面探讨新女性人格的重要途径。与个人传记和群体传记等形式不同，历史环节的书写更具复合性，它不仅包括个体观念、情感与行动等微观细节，也能回应更加宏观的机制性与时序性问题，尽可能弥补“宏大视角”与具体历史之间的鸿沟。

一直到晚年，谢冰莹都在不断回忆自己当时一次次的出逃。这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新女性在追求自由道路上最具代表性的经历，而对于谢冰莹来说，母亲便成为这条道路上最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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